《周易》和中国古代阴阳矛盾学说

施炎平

 
　  在中国哲学的遗产资源中，朴素辩证法思想显然是重要的、且极富特色的部分，其中，尤以阴阳观念立论而展开的矛盾学说更具理论的价值和思维上的启示。而阴阳矛盾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又是和周易理念、周易思维智慧的发生。发展相联系的，所以从易学史的角度来考察阴阳矛盾学说的演进过程，进而揭示其特征、评析其价值，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易传》：阴阳矛盾学说之源
　　汉语中的矛盾一词，出于韩非“以子之矛攻子之后”的寓言。但韩非以“不相容者不两立”的两极对立思维理解“矛盾”的含意，把“矛盾”一词看成为非辩证法甚至反辩证法的概念。倒是庄子，在以相对主义批评独断说、片面性的同时，表述了与韩非不同的阴阳“相照、相盖、相治”，两者“彼此相因”、“交通而成和”（《庄子．则阳》）的思想。“交通而成和”，既讲了阴阳相待、对立的一面，又讲了两者间的转化和溶合，从朴素辩证法角度涉及到了“矛盾”的内在含意。
　　不过，庄子揭示“＜易＞以道阴阳”，倒是承认了他的阴阳矛盾观念源自＜易＞。但从庄子所处的时代和思想发生的顺序来看，此＜易＞当指《易经》，是庄子用阴阳观念诠解＜易经＞爻象、卦象的思想主旨所得出的结论。表达的是雏型性的“矛盾”观念。
　　到了战国末期撰成的《易传》，则融合了老庄道家和早期儒家对《易经》意蕴的阐发和诠释，确立起“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从天道和人道二方面展开阴阳观念，又引伸出一系列具有朴素辩证法色彩的概念、范畴，其中就包含了对阴阳之间矛盾关系的论述，代表了古代中国的阴阳矛盾学说的初立。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易传》构成了后来阴阳矛盾学说演进的一个源头。
　　“气分阴阳”、“气化阴阳”，是中国古代阴阳元气论的重要思想。《易传》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就包融了这两项内容，为阴阳矛盾学说奠定了朴素唯物论的基础。“气分”。总要展开为一个过程，“气化”则形成阴阳二气的物质性运动。（易传》对这样一种运动过程作了考察和分析；提出诸如“生生之谓易”、“阴阳交通、化生”、“革故鼎新”等思想命题，构建起阴阳矛盾学说的基本框架。
　　（1）“生生之谓易”
　　在庄子那里，“气分”和“气化”观念是同阴阳“交通成和而物生”相联系的。同样，苟子讲“天地之变，阴阳之化”，也意味着“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苟子．礼论》）。以为“气分阴阳”、“气化阴阳”都伴随着自然万物的必然生成和进化。这就是说，阴阳气化应该是一种生命运动、生殖过程。对此，《易传》作者说了许多话展开论述。例如“天地交而万物通”（《泰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革卦、彖传》），“天地相遇品物成章”（《*卦．彖传》），“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丰卦．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彖传》）。并从中概括出“生生之谓易”的命题。“生生之谓易”，近人有不少称之为《易传》一书之宗旨。原话出于《易传．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句。把“生生”与“日新”对应来说，是表明阴阳气化的生命过程贯穿着“推陈出新、德性隆盛、日日更新”的实质内容。
　　（2）阴阳气化与变通、化生在现代汉语中。“变”与“化”常常联用，很少有人想到两者间的区别。但在古代中国，两者的区别却颇为明显，而且正是通过这种区别，分别考察了生生过程的不同阶段和具体形态，极大地丰富了对阴阳气化过程中矛盾运动问题的思考。
　　总体上讲，《易传》对“变”与“化”的区别。说得更为清楚些。它从“生生之谓易”命题出发，视“变”是“变通”，即由“变”达到“通”。《易传。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又说：“变通者，趣时者也”。《易传．系辞上》也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穷，就是不通，阴阳二气无法交接，出现了背离倾向，造成了运动过程中的“塞”和“否”。但“物极必反”，“穷”不会持久，穷则转变为通。这个转变就是阴阳二气重新相交接，一产生“不穷”，使阴阳二者原来所处的地位发生了转换，属性发生了变更。《易传》把这种阴阳之“变”称为“剥”，而“剥，剥也，柔变刚也”（《易．剥．彖传》），阴柔之性向阳刚之性发生转移。所以，《易传》的“变”，更多的是联系“运动”、“阖辟”等事物属性的改变而言。所谓“以动者尚其变”，“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传上》）。都是说明由于阴阳易位、阴阳更性而导致事物的显著变动，即质变情况的发生。
“化”，《易传》多指化醇化生。《系辞传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如天地间万物的产生，人类婴儿的育生，其生其成。都是阴阳运行的同一过程。其间，没有涉及阴阳换位、阴阳更性的问题。诚如《管子．七法》所说；“渐也；顺也，摩也，……。谓之化”“化”相对于“变”，类似于事物发展处于量变状态。
　　不仅如此，《易传》还明确指出”变“与”化“之间的关系，又把两者放在同一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易传》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涌。”又说：“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易传．系辞上》）“裁”，节也，裁制之意。化虽是渐进过程，但也有其“量”的规定，渐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裁制”而转为“变”。所以，“化”存乎“通”，“变”则是化的结果，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事物质变与量变间的关系。这是十分可贵的辩证思想，是中国人阴阳思维智慧的突出表现。
　　（3）阴阳之道和革故鼎新
阴阳思维中的“生生”、“变通”、“化生”等观念，实质上都是作为天、地、人三材变化之道，即宇宙发展的普遍法则而提出的，旨在揭示宇宙自然与社会人事都是一个生生不息、日新更故的发展过程，内蕴有进化观念和革新意识。（易传》从阴阳之道讲“杨武革命”，可说是个典型。
《周易》专列一个《革》卦。据《象传》的解释：“革，火水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日革。”《杂卦传》也说到：“革，去故也。”以为《革》卦的卦义为革新，是对陈腐故旧东西的去除。至于何谓“革新”？《彖传》是应用阴阳对待思维原则，认为水火互为熄灭，二女同居相争不下，都预示着矛盾双方尖锐对立，难有调和余地，就必须实行变革。由此可见，《易》革卦讲革新、去故，是依据阴阳气化过程的“物极必反”之理引伸出来的。须要指出的是，《易传》对“变革”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主张“革而信之”、“革而当”，可革可不革干脆不革；非到可革之时方可实行变革，这样才能取信于人。在《易传》看来，“革而信”、“革而当”，既是天地自然，也是社会人事变化过程的普遍法则。它称：“天地革而四时成”，指出天地间寒往暑来，春夏秋冬四时交途，自然万物生生不息、新陈代谢，都是一种必然，肯定了“革新”、去故具有普遍性。又依据《革》卦六二爻辞“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强调了非革不可，乃能革之。而汤武顺应这个普遍法则，效而法之，故有商代夏、周代商的朝代更迭和社会进步。正因为此，《易传》作者热情称颂和赞叹汤武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易传》中的“汤武革命”思想，还被赋予“革故鼎新”的涵义，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易．序卦传》说：“并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古代传国之礼器。王都所在，即鼎之所系，鼎又引伸为王朝权力的象征。《革》卦之义是讲变革的必然性，《革》卦之后又接《鼎》卦，则以礼器之变迁来说明王权之转移，论述新君主、新王朝确立的合理性。其意量直接讲天道移易、更相授命，有神学天命论的色彩。但《易．杂卦传》强调：“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此据韩伯康注释，是说：“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这又是以阴阳天道“生生不己”来说明历史进程中的“革新”之义，论证了朝代更迭、王权转移的“革故鼎新”是“顺天”而“应人”的过程。
　　用“顺天”而“应人”来讲革故鼎新，还包含了顺应天道与发挥人能的两方面意思。《易传》又讲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系辞下》）。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要顺应天道阴阳的运行之则，又恰当地把握好变革的时机和环节，合理使用“人谋”作用，就能推动事物的进化。
　　这样，《易传》由阴阳之道来阐述、发挥“汤武革命”思想，特别表现在对“革新”、“进化”的理解、思考上，似乎更增添了阴阳矛盾学说的积极因素。二、从玄学到理学：阴阳矛盾学说的展开
　　须要指出，《易传》的阴阳矛盾学说有着复杂的内容，它既以阴阳互动、气化感通的朴素辩证法为特征，又渗透着“分阴分阳”、阴阳定位的两极对立的思维倾向，后世易学思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伴随着这些不同倾向的交织。不过，就趋势和潜在主流而言，倒是阴阳互动、“离合”、“化生”等观念，不断对阴阳两极对立思维的倾向作出修正和调适，促成了阴阳矛盾学说的展开和演进。从思维方式的层面上剖析玄学到理学的发展，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演进的轨迹。
　　（1）阴阳：体用不二和“耦中有耦”
　　孙中山曾指出：“中国学者，恒言有体有用。”体用关系范畴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的一对重要的范畴。魏晋时期玄学家们热衷于探讨本体论问题，体用关系范畴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就得到更多的展开。王弼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王弼是玄学的开创者，又是一个擅长哲学思辩的易学家。他吸收元气论思想的因素，发挥《周易》的阴阳之道，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引人本体论轨道作出重新解释。他对于有无、动静、本末、一多等关系问题的思考，都被纳人体用范畴的框架，肯定了有无、动静、本末、一多的统一，表达了“体用不二”的思想。他说：“天下之物，皆以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注》四十章）。又说：“万物万行，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老子论》四十二章）。在王粥看来，万物虽生而万形，本质上都“冲气一焉”，表达了气一元论的观点。他又强调“一可谓无”，那样，“以无为本”之“无”。又是和“冲气一焉”之“一”有了相通。在元气论和贵无论相结合的基础上说明体用关系的统一，是王弼哲学本体论的一大
特色，实际上表达了阴阳统合的思想。
　　对此，唐代思想家崔憬有个很好的解释。他著《周易探玄》（已佚，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引述中保留有部分史料），其中说到：“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之妙用”。肯定了阴阳既是形质本体，又具自身“妙用”，其意契合王弼的阴阳“体用不二”之说，同时又作了合理的阐发。
　　如果说，阴阳“体用不二”观念，偏重于表达阴阳两者的统一与和合，那么，提出阴阳“耦中有耦”，就更多地涉及到阴阳内在的矛盾对立。我们从柳宗
元讲元气“交错而功”，到王安石论证元气“耦之中又有耦”的思想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柳宗元曾以阴阳元气的交错互动产生的地壳变动为例，指出：“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与我设”（《非国语．山川震》。一再肯定了天地阴阳元气是一个自然过程。柳宗元还描述了这个自然过程的运动状态，说：“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天对》）。所谓“三”柳宗元引《谷梁子传》言：“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强调了阴、阳、天三者都统一于元气，是为万物生成之“原”。他还另外补充说：“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 洞* * 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非国语．三川震》）。颇为生动地描绘了阴阳气化过程的运动图景，意识到了阴阳二气“或会或离”、“或吸或吹”的对立矛盾关系的存在。柳宗元的理论盟友刘禹锡，还从阴阳气化的“物极必反”过程的观察中，直接提炼出朴素辩证法的“矛盾”概念。他说：“四时转续，变于所极。……极必反焉，其犹合符”（《何卜赋》）。又说：“祸福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其犹合符”（《何卜赋》）。又说：“祸福之胚胎也，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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