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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易学的象数模式与义理内涵(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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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易学的象数模式与义理内涵(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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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20 20:0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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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房的这三封奏折可以看出,他的卦气说和他的政治活动是结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他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以卦气说作为理论基础,而卦气说出始终是与实际的政治相联系,总的目的则是为了克服危机,理顺关系,使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复归于和谐。就京房的政治活动而言,最后是失败了,终以“诽谤政治,归恶天子”的罪名惨遭杀害。究竟失败的原因是由卦气说所引起还是另有所在,这是我们公正持平地评价京房易学的一个关键问题。 宋代的司马光对京房的政治活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 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九) 司马光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中,君主集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因而君主的明暗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安危。如果“人君之德不明”,尽管忠正的大臣进行耳提面命的谏诤规劝,提出各种合理的改革建议,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归于失败。反之,如果遇到一个严明有如宣帝那样的君主,情况就会改观。仲长统在回顾宣元之际政治的演变时,也提出了与司马光相同的看法。他说:“孝宣之世,则以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中宗严明,二竖不敢容错其奸心也,后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于音乐,悉以枢机委之石显,则错迷雾乱之政起,而分忠害正之祸成矣。呜呼,父子之间,相监至近,而明暗之分若此,岂不良足悲耶!”(《全后汉文》卷八十九)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京房反对石显的斗争之所以失败,不能归咎于他的卦气说,而应该联系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内在矛盾挖掘其深层的原因。 其实,汉代的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对这种君主专帛正体的内在矛是有着较为清醒的察觉的。当时各派经学家为了防止君主拒谏饰非,滥用权力,都在“屈君而伸天”上大作文章,企图假借天神的权威用阴阳灾异来加以限制。比如与京房同时汉《齐诗》的翼奉曾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这种经学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并且带有鲜明的朝代特征,形成为弥漫于朝野上下的一股思潮。京房的卦气说就是在这股思潮的强大影响下孕育成熟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许多从事政治斗争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先进人物,除了利用阴阳灾异这个思想武器以外,是别无其他选择的。 但是,京房的象数派的易学,其理论基础与思维模式,后来也受到许多人的严厉批评。王夫之的批评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 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气,分卦以征事,所言者亦与当时之得失祸福合,何也?曰:石显之邪,而君德以错,国是以乱,众耳众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实固非也。势已成,形已见,谓天之象数亦然,亦恶从而辨之? 盖房之为术,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圣人之教,且恣其削补。道无不圆也,而房无不方,大乱之道也,侮五行而极二仪者也。郑弘、周堪从而善之,元帝欲试行之,盖其补缀排设之淫辞有以荧之尔。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学术治功,断其长,擢其短,令整齐瓜分如弈者之局、厨人之酊也,此愚所以闻邵子之言而疑也,而况房哉!(《读通鉴论》卷四) 王夫这批评京房的易学在两个重要之点上难以成立。第一,他的卦气说根本不能对人事的得失祸福作出预测,只不过是就昭然若揭的既成事实作出事后的解释,归结为天之象数。这种解释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是精心编造出来用以骗人的淫辞。第二,他“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立典要以为方体,极力使内容屈从于形式,把天象人事瓜分割裂,削足适履生搬硬套地统统塞入一个固定的格式之中,这就必然圆凿方枘,与五行二仪之道以及事物的实际的变化格格不入。 应当承认,从理论思辨的角度看,王夫之的批评确实是出中了京房易学的要害,但是由于京房易学迎合了时代的思潮,适应于实际政治的需要,尽管理论上破绽甚多,难以自圆其说,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余敦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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