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景芳的易学
 
梁韦弦

　　吉林大学金景芳教授是我学习中国古代史时的博士导师。先生1902年出生于辽宁义县，今已行年九十有九，可谓真正的世纪老人。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史与中国传统思想文代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生于古史研究领域的著述《古史论集》、《论并制度》和《中国奴隶社会史》系统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在中国古史研究中不能正确解决的很多重要的实际问题与相关的重大理沦问，奠定了先生于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学术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易学家。先生有关易学的著作有：《易通》（1945年商务印书馆）①、《学易四种》（198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周易讲座》（1987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周易全解》（1989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1998年辽海出版社）。并另有《周易和老子》、《关于周易研究的若干问题》、《三易思想的产生不在尧前》、《周易的两个问题》、《论孔老易学思想》等论文发表。此外，在《孔子新传》、《知止老人论学》，《金景芳古史论集》及《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源》、《中国奴隶社会诞生和上升时期的思想》、《孔子的这一份珍贵遗产——六经》等生先的许多著述中，对易学亦颇多论述。先生弱龄学易，壮岁有成，晚年钻之弥深，讽见精卓。《周易讲座》、《周易全解》，都是先生八十五岁以后的著作，而《<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则是先生九十六岁高龄时的著述。先生的易学内容宏富，特色鲜明，形成了自己系统的观点和学术风格，故我们称之为“金景芳易学”是名实相符的，绝非出于学生之偏爱。先生治易继承了孔子《易传》开创的探求义理的学风，而因先生有着深厚的理论修养和精熟的传统经学修养，并对中国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有着自己的真知卓见，故先生对《周易》经传义理的发明，不仅超越了如王粥。程颐诸古贤，可以说，也当之无愧地代表了二十世纪义理易学的水平。所以，今天当我们回顾百年来的易学研究，研究二十世纪的易学著作和人物的时候，就不能不谈到先生和他的易学。
　　先生一直坚持认为《周易》是一部讲思想的书，它的价值在它所讲的思想，而卜筮不过是它的躯壳。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写作《易通》时就指出，先哲作《易》之目的是讲“天之道”与“民之故”，它是一部讲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的书。并且，《易通》中已有《周易与唯物辩证法》的专章，论述了《周易》中的辩论法思想。先生发表于五十年代的沦文《易论》则进一步回答了卜筮既是一种原始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哲学的问题，同时也进一步沦述了《周易》中包含的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的思想。1984年发表的《说易》指出，《易传》虽将警与卦视为“神物”；在于这个神物背后贮藏着关于“天之道”与“民之故”的高深知识，作《易经》和作《易传》的人都不相信若卦有灵，可以前知，他们是利用蓍卦以神道设教。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治易大体分为两途，一是所谓象数之学，一是所谓义理之学。前者如以汉人易学所讲的卦气、纳甲、爻辰之说及宋儒一些人所讲的河洛图书之学是最有代有性的。河洛图书之学主要是想寻找可以预解未来的象数公式，故本质上与汉易是一致的，实际都是将《周易》做为卜筮之书来研究。后者以魏王弼之《易注》、宋儒程颐之《易传》、张载之《易说》及明清之际工夫之的《周易外传》等为代表，以研究《周易》包含的有关宇宙人生的哲理为治学宗旨。先生为其所著之《周易全解》作序时曾明确说他对《周易》的解说是恪遵孔子《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这就是虽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着眼点却不在卜筮，而在于它内部所蕴藏的思想，说得明白些，就是我们不应宣传迷信，只应宣传真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上求卜占卦之风日盛，冒充学术研究的卜筮易学之书充斥于肆，改头换面的河洛图书之学振振有词地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谰言混淆科学规律与神秘主义诡说的界限。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民族精神文明乃至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现实的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先生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思想史专家反复强调正确理解《周易》一书的性质和提倡义理之学的深意。马王堆帛书之《要篇》记载：子贡曾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的回答是“吾观其德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先生晚年方见孔子此语，而一生治《易》所孜孜以求者，亦正此意，这恰用得上宋明学者的一句语：千古上下同此一心。
　　在《易通》中，先生就曾以《系辞传》之“易有太极”章的说法及《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方式等为例说明《周易》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在《易论》中先生指出。《周易》的哲学成就比之古代希腊哲学家，正如赫拉克里特，恩格斯对由他所表述出来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的原始朴素但实质上是正确的宇宙观的评价完全适用于《周易》，并论述了“易以道阴阳”之所谓阴阳讲的就是矛盾，“生生之谓易”讲的就是发展。在《周易全解序》中先生进一步阐述了《周易》一书的精华在于它的思想，而其思想主要寓于六十四卦结构之中的观点。认为《周易》作者事实上是利用六十四卦结构来反映他的世界观，而用为首的乾坤两卦代表天地，这就是《序卦传》说的“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系辞传》“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等说法，说明了乾坤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由这个矛盾统一体的变化发展而产生了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排列，每两卦不反则对，结合《序卦传》的解说来看，这种变化发展是有规律的。将六十四卦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看，开始时，乾纯阳，坤纯阴，最不平衡。当发展到既济，则六爻刚柔正而位当，即达到平衡。乾坤之变化发展，本来由于不平衡，一旦达到平衡，即“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了，矛盾既已解决，就再也看不到变化发展了。《杂卦传》说“既济定也”，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几乎息”实际又是说没有息，只是象息罢了。象息是指既济，没有息是指未济。《序卦传》说“物不可穷，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正是说明未济是没有息。从乾坤到既济未济只是完成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发展变化是永无终止的。《周易全解》一书对《周易》的哲学思想做了许多如此细微的分析。
先生晚年所作《<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认识又有新发展。认为《周易》一书是用辩证法理论写成的，是周文王针对殷王朝的指导思想《归藏》写成的。文王被囚羑里之前，思想还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被囚羑里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推翻商王朝的统治为目标，于是创造了《周易》这样一种新的思想来取代反映殷商指导思想的《归藏》。在改造《归藏》为《周易》的过程中，周文王不知不觉地创造了辩证法。先生认为《周易》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系辞传》所说“《易》与天地准”一句，正说明《周易》辩证法以乾坤哲学为基本。《周易》六十四卦为首的乾坤两卦固然是“与天地准”，而其余六十二卦，屯卦是“刚柔始交”，既济是“刚柔正而位当”，讲的都是刚柔亦即乾坤的相交变化。既然屯卦是乾坤始交，那六十二卦就是乾坤相交的结果。六十二卦的序列实质是乾坤相交的过程，应包括在乾坤两卦的范围内。乾坤就是天地，故《系辞传》乃云“《易》与天地准”。“《易》与天地准”，讲的是天地之既对立又统一，这是《周易》辩证法的核心。先生又据泰、否等卦之《象传》说明了《周易》所讲的辩证法不是强调对而是强调统一的特点。此外，《系辞下传》种有这样三处文字，向来不易理解。一是：“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二是：“易日：‘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日：‘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三是“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日‘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先生认为此三处传文都是讲的辩证法的合二而一，亦即强凋对立统一之统一的一面，而且都由合二而一的具体实例抽象出合二而一的一般理论。先生说，吉凶是二，胜是一；天地是二，观是一；日月是二，明是一；寒暑是二，岁是一；往来是二，利是一；天地是二，醇是一；男女是二，生是一。这些是合二而一的具体实
例。“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这几句话是由合二而一的实例抽象出来的合二而一的一般理沦。辩证法一分为二，合二而一这两个命题互为前提，密不可分。《周易》重视合二而一，一分为二即寓于合二而一之中。
　　在一般人看来，先生的这些说法是不是有些抬高了《周易》的思想水平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超出了它本身，很值得思考。
　　著名哲学家高青海教授评价先生的易学说：“金老经过多年思考和研究得出的认识是：‘《周易》一书是用辩证法的理论写成的，它所体现的是事物深层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本性：《易》与天地准，讲三才，讲天地人，实际目的在人身上。’我认为这些看法很精辟，都是对的。”“我们通常讲‘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理论，这里的‘规律’与科学理解的规律并不完全相同。科学的规律属于事物的自在客观本性，辩证法的规律虽然也根源于事物的本性，但它同人的认识和活动的实践本性又是密切相关的。所说‘普遍’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含义，就其实质来说乃指‘贯穿、沟通、融会、结合’的意思，并非指自然、社会、思维共性的简单抽象。因为人性与物性不同，所以才需要理论去沟通，以便在人的实践行为中达到二者的一致和融合，即所谓‘弥纶天地之道’。这是人的行为宗旨，同时也就是辩证法理论的根本意义。辩证法所以那样看重‘对立而又统一’这个思想，在我看来要旨也正在于此。”“所以‘辩证法’问题主要不是个科学知识问题，而是一种理论思想问题，有无辩证法不在于辩证法的名称，应该主要看人如何对待自己和世界的思想关系和行为态度。辩证法可以说本质上是作为‘人’自觉了的本能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当着人已意识到自己为人，并试图要用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对待世界，开始追求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之时，不论东方或西方，都会产生出辩证法理论来。西方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公认多数都具有自发辩证法思想，人们承认他们有辩证法并不是根据他们最早使用了辩证法名称，赫拉克利特被称为‘古代辩证法的奠基人’，其实那时他根本还不知道‘辩证法’为何物。辩证法一词是他之后的柏拉图创立的，而且它的最初含义与我们现在理解的‘辩证法’也大不相同。所以说‘《易》经是用辩证法理论写成的’，我看不出有何不妥，希腊人说得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可以？问题应该看它实际上是有还是没有，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高先生指出：“中国作为古老文明的大国，赋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传统，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这方面的思想资源过去我们开掘得很不够。这里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思想障碍’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往往局限于辩证法、哲学名称、词语而遮蔽了它的特有内容和实质，对《周易》的认识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金景芳先生以辩证法解《易》是做了一件极为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它会在未来的思想史上结出丰厚的硕果。”③高青海先生做为一位有自己深刻思想的哲学家对金先生阐扬《周易》之辩证法给予的肯定是有其深意的。据我的理解，金先生的易学不仅有揭示出《周易》做为具有东方品格的以天道论人道、天地人一体的哲学是人类哲学思想发源之东方摇篮的意义，更有着学术上解放思想的意义。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的经学思维方式、中国近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以文化大革为代表的左的思想和猖獗的教条主义，给中国知识分子的脑子留下了带有后遗症的伤痕，谈问题缺少权威说得凡人也说得的精神，缺少外国人说得中国人为何就说不得的精神，缺少应该看事实到底是如何的精神。先生的易学研究正表现出这种缺少的精神。
　　先生的易学确定不仅揭示了《周易》的哲理，也注意到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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