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汉易学家在注经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象数作用和文字的意义而使文辞的疏解出现的支离、拘泥、牵强等弊端，再度把易学升华为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深刻思想性的理论，推动了易学向更深层次发展。其次，玄学易继承了儒家解《易》传统，关注人事，抛弃了汉代偏于用神秘的阴阳、五行说《易》的路数，为宋代专明人事的义理之学产生奠定了基础，宋代二程等人以理作为最高的范畴理解《周易》的变化之道，把人事作为易学的核心贯穿解读《周易》中，显然是得之于王弼玄学易。再次，玄学易的产生冲破了儒家垄断易学研究和汉代倡导的以《易》解《易》的传统，开创了易学新局面，玄学易援道入儒，以老注《易》，为易学注入新生力量，促进了老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互动，为宋代儒释道融合提供了典范。 然而，玄学易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如它精于义理，却忽略了对于象数的研究和运用而走向另一偏，尤其是它将易学视为开放的体系，首创以老注《易》，虽拓展了易学研究的思路，对开展易学与诸子之学之间的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种易学诠释学却有远离《周易》文本原义之嫌。王弼易学遭到了许多易学家的批判，其原因也正在如此。如唐代李鼎祚视王弼“全释人事”的易学为“折杨黄花”（古俗中小曲），把易学庸俗化；奉皇帝之命为王弼易作疏的孔颖达指责王弼易及治王弼易者只重义理而“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南宋朱震称王弼“尽去旧说，杂之以庄老之言，于是儒者专尚文辞，不复推原《大传》”。这些批评从《周易》之本义言之，切中要害。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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