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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一个哲学范畴。简单地将用古人“途”的含义去释“道”，显然有不妥当的地方。因为“道”自古以来即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且，越是时代久远，其形而上的意义就越明显。宋儒以“路”释道，其用意在说明“道”是天地万物“公理”的体现——路是大家走出来的，单个人走的不能算路，没有大家就不可能有路，同样的道理，没有作为自然万物，那么道也无法体现。这里强调的乃是中国哲学中“体用一源”的思想，如此释道，那个“路”字也就带上了形而上的色彩。
从先秦诸子学说中可以感到，他们虽然歧见叠出，各有所重，但他们都坚持“道”一元论的思想。孔子认为“吾道一以贯之”，庄子也说：“道通为一”，《易传》称“一阴一阳之谓道”，韩非说“道无双，故曰一”，老子更有“道生一”的名言，先秦诸子对道的体认如此惊人的一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很有意味的。最可注意的是，诸子百家都视道为形而上之体，用现代语言来说，古人所谓的道，虽然可以简单化为客观规律、真理，但又不完全如此，古代思想家似乎更愿赋予道以终极真理或规律总和的意义。虽然这个道被先秦诸子说得玄而又玄，但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将之归诸客观万物和人类社会之中，认为道就体现于日常事物之中，其学说所重，就是道之所在，因此，诸子百家都有资格将自己的学术追求解释成为对道的理解和追求。而诸子之学的政治热情，也为“道”参入到人伦社会秩序的建设之中成为理所当然。
相比较而言，儒家学说更重“道”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特别是通过董仲舒的系统改造，儒家一整套的宗法伦理思想都涂上“道”的神圣光环。与之相反，道家对道的理解，更重其“无为”的特性，于是朝着思想自由的方向发展，以其“天道”思想区别于儒家的“人道”思想，认为儒学“有为”的“人道”思想与“无为”的“天道”思想是相违背的，进而主张弃绝人世以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虽然这时儒道二家对道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其分歧并不明显。后来的道教却赋予了道以生成论的色彩，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的“生”在道家思想中并不具有生化的含义，但道教却将之推衍为宇宙生化的过程，从而真的将“道”理解成天地万物之“母”，这就将形而上的“道”本体，简化成为了形而下的一种器用，体现出中国本土宗教崇实尚有的特色。这不能不说是对“道”的扭曲和简单化理解。
道的观念，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巨。后世对道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发生在宋代。宋代出现的“道学家”以得道者自居，深入地探讨道的本体渊源，道的传承，道的表现等。在借鉴佛学思想明道的基础上，他们以佛教中“月照万川”明佛性普及众生的原理，解释道的“理一分殊”，而且还清理出一个自古以来道的传承过程——道统。道统思想既可以说是征圣宗经思想的必然产物，同时它又对征圣宗经思想起促进作用，既有利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又对中华文化的守旧和保守起了相当的作用。古式古法无论何时何地，都有资格出来对任何改革和创新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而复古思想总能堂而皇之地获得认可与提倡。这种文化特征，在现代化的今天，也可以说是把双刃剑，如何正确把握和运用以扬长避短，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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