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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经典里，礼被解释成为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必然体现。礼在先秦的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作为宗教的阶段、作为群体组成方式的阶段，作为个人内在和外在行为规范的阶段。在上古时期礼的这三个发展阶段里，礼并不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度或传承，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深化，作纵深的扩展，这是一个人文化的过程，也是礼的奠基时期。其最后完成，是在周朝，作为礼的完善的硕果，是周代的宗法制度的完备。但是，随着周天子的失政，诸侯争霸，上古时期建构的维护社会稳定的礼的框架，也被打破。重建礼教，自孔子始，因此，礼被看成是儒学经典要义之一。在孔子那里，主要是指周朝的文物制度。在他看来，春秋天下大乱，就是因为周代的礼教被破坏了，诸侯大夫们都是越礼而动，于是他一再强调要用周礼治理社会，要“正名”，要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规定在他应该处身的社会地位上，从而达到理治的目的。
作为儒学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礼在封建社会里几乎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国与国之间有外交的礼仪，人与人之间有社交的礼仪；礼仪的治革，形成了风俗习惯，礼仪的强化，转成了国家的法律。礼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宋儒将传统儒学向“内圣”方面转化，使儒学进一步理性化，系统也更加完备，礼也进一步向人的“心”的深度挺进，原本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礼，也从人欲、天理那里找到了依据，礼跟“义”的内含联系更紧，礼的系统也随之空前严密起来，进而成为扼杀人性、个性，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封建礼法的教条，将礼对个体的约束，从“该做什么”，“怎么做”，一变而为“不该做什么”，“不应该怎么做”，强制实施的色彩相当浓厚。封建卫道士们，也动不动就用不合于“礼”来打击一切进步的创新的行为，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从现代人的目光看来，礼的影响也有积极和消极的不同。积极的方面，礼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规定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它规定每个社会成员在获得一份生活资料的同时，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将责任和义务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奠定基础。从消极方面讲，礼又将每个社会成员规定在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里，迫使他们形成固定的责任、义务的思维模式，从而极大地限制、摧残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创新欲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无权时在礼教的幌子下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托辞，“越级言事”则是封建统治者打压下级的最好借口。这种以礼为由头的所形成社会成员的惰性，或因小失大，或顾此失彼，或只见部分不见整体，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等等，都是“礼”被异化的表现。同时，礼作为社会化的行为规范，还对个体的创新意识产生压抑作用，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都必须在礼的容度范围之内，否则就会被视为犯上作乱，违背礼教。因此，礼教每每在人性张扬的历史时期，都会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魏晋时期，明朝后期以及后来的五四时期，封建礼教都被深刻批判，特别是鲁迅先生，对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曾作过极为深刻而全面的揭露，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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